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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品《孙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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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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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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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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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漫谈孙武子和《孙子兵法》点击
品读《孙子兵法》,不能不了解它的作者孙武是个什么样的人,比如他生于何时何地,他的学识才华如何,他一生的业绩和贡献有哪些;不能不了解《孙子兵法》是怎样一部兵书,比如它有哪些理论观点和思想内容,它继承了什么,开创了什么,对于后世军事学说发展有什么影响。这些也许是常识,但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又往往就是从常识切入的。
毛泽东漫谈孙武子和《孙子兵法》也从常识入手,也讲人们易于接受的常理。可是,你在“常识”和“常理”中却能品味出某种或种种“不寻常”。
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
坦率地说,毛泽东没有专门论述过孙武其人和《孙子》其书,既没有这方面的论著,也无这方面的论文,甚至也没有这方面的专题谈话。他对孙武和《孙子》的评论,几乎全是在谈别的问题时“捎带”出来的。比如,他这样提到孙武:
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这段话,毛泽东的本意不在评价孙武子是怎样一个人,但是他于有意无意之间说出了“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这句话,这是对孙武历史角色、历史贡献、历史地位的准确定位。细致区分,这句话包括四方面内容:
一、“孙武子”。姓孙名武。子,是古代对男子、学者的尊称。如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等等。孙武也被尊称为孙子、孙武子。孙子字长卿。籍贯,一说春秋末期齐国人,如西汉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一说春秋末期吴国人,如东汉赵晔《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孙子者,名武,吴人也。”唐代林宝撰《元和姓纂》,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的姓氏典籍,书载:“吴有孙武”,“吴孙武子世居富春”。宋代邓名世、邓椿撰《古今姓氏书辨证》,载:“孙书,字子占……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其《宰相世系表》载:“(孙)书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孙武子生卒年代不详,大约与儒学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属于同时代而略晚。因其功绩主要是在吴国建立的,后世也称其为吴孙子。
二、“中国古代”。孙武的生活时代,具体说是春秋末期。这是一个风云诡谲的时代。随着王权的沦落,诸侯对天子的朝觐、贡赋大大减少,王室财政越来越拮据。经济上对于诸侯的仰赖,使其在政治上不得不受诸侯的摆布。有的诸侯公然同周王进行战争;有的诸侯名义上打着“尊王”的旗帜,实际是要把周王控制在自己手里,争夺指挥诸侯的霸权。社会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代。同时,由于各诸侯国经济、政治、军事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出现了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形势,“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孔子语,《论语·季氏篇》)的局面所代替。随着霸主侯国的相继崛起,逐渐取代了天子所拥有的权力,靠天子、诸侯、士大夫三级政权来维系的政治体制遭到破坏。各诸侯国利用旧有的政治体制,“挟天子以令诸侯”,用尊王攘夷捍卫王室以征不德的名义,直接向中小国家征调兵力和军赋,扩充自己的实力,公开同王室抗礼。先后崛起了齐、秦、晋、楚等较强的诸侯国,他们励精图治,积极拓展称霸事业。孙武子所在的齐国和后来投奔的吴国,都是争霸战争中的强国。总之,春秋末期是一个弱肉强食、争霸称雄的时代,是一个兼并战争不断发生、走向统一的时代,是一个奇谋诡计尽施的时代。孙武是齐国贵族和名将的后裔。公元前532年,齐国发生内乱,孙武便离开齐国,到了南方的吴国。后经伍子胥推荐,为吴王重用。孙子拜将后,为吴国的兼并战争立下功绩。《孙子兵法》中关于“王霸之兵”(《九地》)的记载,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军事特征。这个时期,文韬武略空前发展,军事著作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以往的时代。齐国司马穰苴的《司马法》,宋国人李耳的《老子》,鲁国孔子的《论语》和《春秋》,以及后来反映春秋中晚期生活的“《春秋》三传”(《左传》《榖梁传》《公羊传》),都有数量可观的军事论述和战事记载。孙武在此时撰著《孙子兵法》绝非偶然。
三、“孙武子书”。即《孙子兵法》。这部兵书为孙武所著,起初孙武的命名很可能就叫《十三篇》,或《兵法十三篇》。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孙子武者……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于是许之。”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兵法》下编载孙子佚文《见吴王》,其中两处提到“十三篇”:“……而用之,□□□得矣。若□十三扁(篇)所……”“[十]三扁(篇)所明道言功也,诚将闻……”(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108页)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孙子》佚文亦有:“孙子曰:夫十三篇……”(《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文物》1981年第二期)这三处记载证明孙武于《孙子兵法》有无可争议的著作权。
“孙武子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广泛流传,从此久传不衰。战国末期思想家韩非在其著作《韩非子·五蠡》篇中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孙指孙武,吴指吴起;“孙、吴之书”指《孙子兵法》和《吴起兵法》。韩非意思是说,处战国之世兵学兴盛,谈兵论战的人很多,士大夫之家都藏有孙武和吴起的兵书。也就是《孙子兵法》广泛传播。战国末年秦相国吕不韦撰《吕氏春秋》,其《上德》篇中说:“以德以义,则……阖闾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后汉高诱注:“孙、吴,吴起、孙武也。吴王阖闾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孙子兵法》正是“五千言”。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刑法志》记载:“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擒)敌立胜,垂著篇籍。”三国东吴大帝孙权为“孙氏家世”宗谱撰《自序》(后人称《天子自序》),序中载:“(孙)武,字长卿,以兵机动吴王阖闾,著书陈策,吴得志焉!”
《孙子兵法》,亦称《孙子》《吴孙子》《孙武兵法》,凡十三篇,是孙武一生用兵谋略之集大成者,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流传下来的最古老、最完整的军事理论著作。与《战争论》(【德国】克劳塞维茨著)、《五轮书》(【日本】宫本武藏著)合称为“世界三大兵书”,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
四、“大军事学家”。孙武不是一般的勇士,不是一般的战将,不是一般的军事家,而是兵学家,是“大军事学家”。有人说他是武圣、兵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都着眼于孙武子在兵学即军事理论方面的创立和贡献。战国中期的军事家、齐国人孙膑,是孙武后世子孙,曾为齐威王军师,在桂陵、马陵之战中大败魏军,名扬诸侯,《史记》卷六十五有传。著有《孙膑兵法》,他将孙武一门的兵学理论概括为“孙氏之道”,在《陈忌问垒》篇中载:“孙氏之道”“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意思是孙子的学说自成一家,在东方的吴国、越国和齐国流传很广。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征战一生,精通兵法,著有《孙子略解》《续孙子兵法》《兵书接要》等书,他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孙子略解》)曹操在比较中认识到孙武学说的宏博深刻。三国时期魏国的另一位学者张子尚,著有《孙武兵经》。首次以“兵经”的高位评价“孙武子书”,是很有历史眼光的。唐太宗李世民是文治武功显赫的帝王,曾与名臣李靖研讨兵法,经后人整理为《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收入《武经七书》,成为古代兵学名著之一。该书载唐太宗评价《孙子兵法》:“朕观诸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强调了孙武子兵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北宋大文学家苏洵撰《嘉祐集》,他在《明间篇》中评价“孙武乃言兵之雄”,又在《权书篇》载记:“孙武十三篇,兵家举以为师。”承认孙武为兵学大师。南宋戴溪曾任兵部郎官,撰著《将鉴论断》一书。评述九十三名将帅的用兵得失,其《孙武》篇断言:“孙武之书十三篇,兵家之说备矣。”孙子兵学是完备的思想体系。戚继光是明代军事家、抗倭名将,在巩固海防和边塞御敌中屡立战功,他在所著《纪效新书》的《自序》中说:“尝读孙武书,叹曰:兵法其武库乎!”“乃知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矣。”孙武子书是博大精深的兵学宝库。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其著作《少室山房笔丛》的《九流绪论》篇评论:“孙武十三篇为百代谭兵之祖。”肯定了历代兵家祖述孙武。毛泽东定位孙武子是“大军事学家”,是准确的,是有历史根据和历史传统的。
孙武这个大兵学家,不仅善于著书立说,而且善于治军经武,善于用兵作战。孙子善于治军。西汉司马迁除了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孙武练兵斩姬严明军法”的故事外,在《史记·律书》还记载:“晋用咎犯,而齐用王子,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也强调孙子的治军才能。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指导攻伐魏国的战争,结果因错用马谡导致街亭之败,他由此想起孙武子治军的严明,感叹说:“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晋]陈寿:《三国志·蜀书·马良传》)
孙武也是善用兵者。孙武隐居吴国,著述兵法,待机出山,施展抱负。公元前512年,经伍子胥引荐,吴王阖闾召见孙武,经过兵法问对和吴宫教战考察后,拜为将军。司马迁记载:“于是阖庐(即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东汉袁康、吴平也记载:“阖闾令子胥、孙武与(伯)嚭将师入郢,有大功。”(《越绝书·纪策考》)这与《史记》所记孙武战事相印证。
所谓“西破强楚,入郢”之战。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和《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吴王阖闾三年(公元前512年),吴国攻打楚国舒(今安徽庐江县西),阖闾谋划欲进入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孙武劝阻说:“民劳,未可,待之。”(《史记·吴太伯世家》)吴王阖闾四年,攻取楚国六和鬻两地。六年,败楚军于豫章。“阖闾九年,吴王谓子胥、孙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史记·伍子胥列传》)阖闾想要大举伐楚,伍子胥、孙武建议必须联合二等诸侯国唐国和蔡国,方可出兵。由此揭开了吴军“五战及郢”的序幕。孙武的这些建言体现了先计后战、积形造势、伐谋合交、先疲后打的军事原则。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率领弟弟夫概王子及伍子胥、孙武等联合蔡、唐两国军兵西进攻楚,经过五次战斗攻入楚都郢城(今湖北省江陵西北)。五战为:小别山至大别山之战;柏举决战;清发水追击战,雍浇打援之战;入郢之战。《吕氏春秋·简选》亦有吴王阖闾“与荆(楚)战,五战五胜,遂有郢”的记载。此战役体现了孙子先胜后战、进攻速决、避实击虚、因敌制胜、半渡而击等谋略思想。
所谓“北威齐晋”之战。这里之“威”,当是威迫、威胁之意,言说吴国强大,齐国、晋国为之畏惧屈服。孙子讲“不战而屈人之兵”,主要是武力威慑。《吕氏春秋·简选》称,吴王阖闾“北迫齐晋,令行中国”。也是威慑逼迫的意思。又《越绝书·记吴地传》载:“阖庐(即阖闾)伐齐,大克。”《左传·哀公十一年》记,吴军大败齐师于艾陵,迫使齐国求和。这些都当在《史记》所言“北威”之中。
所谓“南服越人”之战。《史记·伍子胥列传》称:“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吴国“南服越人”之事,当指吴王夫差二年(前494年),吴军大败越兵于夫椒,乘胜追击至会稽山,迫使越王勾践臣服之事。从《史记》记载看,孙武参与了这场战争的庙算谋划。
尽管孙武子有战绩,但是他对中国军事史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带兵打仗,而在于著书立说。所以,毛泽东不称他是“战将”“名将”或“军事家”,而称他是“大军事学家”。这个历史定位,再恰当不过!
《孙子兵法》有些很好的原则
孙武子曾经与吴王阖闾谈论晋国的“六将军”孰兴孰亡,从中可以看出孙武的战略预测才能。但是,孙子无论如何也不会预见到两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大英雄聚谈,评论他那部流传了二千五百余年的兵书。
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是举世闻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军事统帅。20世纪六十年代初他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会见了毛泽东主席。
两人都是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巨人。蒙哥马利拜访毛泽东,两个人谈战争、谈兵书、谈军事人物,谈国际格局,可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真正的“高层论坛”。
蒙:要同时做一切事情是没有好处的。我是个军人,我了解这一点。你也是个军人,你也应该了解这一点。
毛:你有三十五年军龄,你比我长,我只有二十五年。
蒙:我有五十二年了。
毛:可是我还是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主席。
蒙:那很好。我读过你关于军事的著作,写得很好。
毛: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我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你学过克劳塞维茨,我也学过。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蒙:我也学过成吉思汗,他强调机动性。
毛: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
蒙: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
毛: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
蒙:我们应当从两千年以前回到现在了。你同意不同意,我回到伦敦以后,在结束欧洲的军事占领和解决台湾这两个大问题上动员世界的舆论?你是否同意先从这两个问题开始?
毛:好,我赞成。
蒙哥马利很赞赏推崇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毛泽东则不以为然,又谈世界知名的“大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定义,蒙哥马利则谈征服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的机动作战。毛泽东思接千载,推出“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蒙哥马利很关注地询问:《孙子兵法》“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毛泽东解释说,《孙子兵法》“里面很有些好东西”“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
也许是时间的关系,也许是谈话主旨的关系,两位统帅没有就此话题深入开展下去。是的,品读《孙子兵法》不能不关注它提出了哪些“很好的”军事原则?毛泽东当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在以往的军事实践中似乎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答案。他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十三篇”。即《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这十三篇都有哪些军事思想原则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据笔者梳理,在漫长而艰难的战争时期,毛泽东对“十三篇”中的如下一些军事原则给予了阐述、改造和运用:
《计篇》中“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示形”“庙算”胜敌的军事原则;《作战篇》中“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因粮于敌”“兵不贵久”的军事原则;《谋攻篇》中“不战而屈人之兵”“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原则;《形篇》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军事原则;《势篇》中“奇正之变”的军事原则;《虚实篇》中“以十攻其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军事原则;《军争篇》中“兵以诈立”“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穷寇勿追”的军事原则;《九变篇》中“君命有所不受”的军事原则;《九地篇》中“陷之死地而后生”的军事原则;《用间篇》“先知必取于人”“因敌间而用之”的军事原则。
总的来说,毛泽东把《孙子兵法》看成是一部论战略的兵书,他也主要是从战略、战役层面来品读、理解和运用其中的军事思想。从战术、战斗角度来看待孙武子书,是很少有的情况。毛泽东运用过的这十九条军事原则,可以说都是“很好的原则”。因为它们启迪了今人的军事智慧,在生活实践尤其是军事实践中证明了它们的真理性。当然,其中有的原则如“穷寇勿追”和“君命有所不受”,今天再使用它们,都要因时变化,因事变通,甚至要反其意而用之。即使像“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样完全适用于今天战争的指导原则,也不能照搬书本,死守教条,仍然要有继承,有创造,在更新军事观念中克敌制胜。
毛泽东没有提的《行军篇》《地形篇》《火攻篇》中,也包含着不少“很好的原则”。只是毛泽东在实践中没有遇到运用它们的机会罢了。孙子“十三篇”的军事原则,已经形成了自身的思想体系,由于研究和运用者地位、视野和目的不同,概括出的孙子思想理论框架也各有千秋。
刘伯承元帅曾将孙子军事思想概括为谋略、兵势、正兵和奇兵、虚和实、用兵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用间等六个方面。
郭化若将军认为《孙子》的军事思想包括三个方面:在对战争的认识上,反映了孙子重视战争、对战争抱慎重态度和要求有备无患的思想以及把政治列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以“五事”“七计”全面考察战争的观点。在军队问题上,主要表现在对将帅和治军两方面的论述中,即以智、信、仁、勇、严为将帅标准以及“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要求。在作战指导上它主张进攻速胜、争取主动、灵活机动等,在作战形式上强调野外机动作战。(郭化若:《孙子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谢国良少将提出,《孙子》的军事思想包括重战、慎战和备战、善战思想,注重计谋、全胜和进攻速胜的战略思想,主动、惑敌、因情用兵思想,重视将道和法治的治军思想以及军事哲学思想。(谢国良:《孙子思想研讨》,《军事史林》1986年第1—4期)
吴如嵩少将指出,《孙子》包括安国全军的慎战论,深谋远虑的先胜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论,威加于敌的伐交论,纵深奔袭的突袭论,攻虚击弱的易胜论,示形动敌的致人论,因利制权的任势论,兵以诈立的诡道论,奇正相生的阵法论,用兵八戒与十围五攻的常法论,合文齐武的治军论,五德兼备的将帅论,因粮于敌的后勤论,九地六形的军事地理论,刚柔皆得的战道论。(吴如嵩:《孙子兵法新论》,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于汝波少将按照简易原则,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大致概括为关于战争问题、战略战术原则问题、军队建设问题三个大的板块。其中关于战争问题分为国家至上胜利第一,重战慎战,多因素制胜;关于战略战术原则分为先知原则,先胜原则,全胜原则,致人原则,突袭原则,奇胜原则,击虚原则,任势原则和善守原则;关于军队建设分为重视将道和以法治军。(于汝波主编:《孙子兵法研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刘庆研究员从军事思想体系、思维形式体系、思维方式体系三方面予以分析,认为《孙子》军事思想体系由战争准备理论和战争实施理论两大部分构成,思维形式体系由战争问题、作战指导和军队建设三个基本军事范畴群构成,思维方式体系由逻辑思维方法、定量分析方法、朴素系统方法、原始辩证思维方法构成。(刘庆:《〈孙子〉兵学体系初探》,《孙子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毛泽东评价《孙子兵法》中有一些“很好的原则”,就是说这些战争指导原则反映的是军事斗争规律,是战争博弈的高级智慧的结晶,因此它们在古代战争和现代战争中反复出现,并且还将在未来战争中被证明其屡试不爽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孙子兵法》在军事史上地位重要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大批竹简和竹简残片。1974年6月7日,新华社报道了这个消息。毛泽东听了这则报道,意识到这是考古史上的重要发现,很兴奋地评论说:
“《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在中国历代的军事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都发挥过十分重大的作用;即便是在世界的军事史上,影响也是很大的。”
(邸延生:《历史的情怀——毛泽东生活记事》,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435—436页)
明代茅元仪说:“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要之,学兵诀者,学孙子焉可也。”这个评价是非常精当的。意谓孙子自古以来就是兵家的鼻祖;早于孙子的兵书,其思想无不已包含在孙子之中;晚于孙子的兵书,其思想则超越不过孙子;孙子而外的各类兵书,可以说是对孙子的注疏。学习兵法的关键,实质上就是学习孙子。茅元仪是明朝崇祯年间的副总兵,曾随大学士孙承宗督师辽东、保卫北京,他广搜兵书,精通兵法,用毕生精力编写《武备志》,以应时艰,他的话很有概括性,简练而全面。这是明朝人对孙子兵法历史地位的认定。
《孙子兵法》在中国历代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兵学的巅峰之作。它以恢宏的气度和广博的视野,总结了华夏民族上古军事史战争史的历史经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兵学体系,达到了所处时代的兵学高峰。它的出现,标志着华夏民族军事思维进入成熟期。中国古代兵学滥觞于三代时期,早在商周之际,就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原本,军事学说与政治学说是熔于一炉的。此时,一些专门性质的军事书开始出现,如后来散见于史籍记载的《军志》《军政》、古《司马法》和《令典》等。它们似乎还只是军事制度、军事法规一类书,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军事理论书。但是从这些兵书仅存的佚文看,开始具备了理论形态。《孙子兵法》的撰著肯定受到了这些兵书的影响,如《军志》中有“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之类的话。《孙子兵法》中所说的“归师勿遏”“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五事”以“道”为首等,含义与之都比较接近。另外,《孙子兵法》中还直接引用了《军政》里的话:“《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史记·太史公自序》称:“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司马)穰苴能申明之。”“《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这里的“孙”即应指孙武子。从目前所见史料看,《孙子兵法》中有些话很可能引自古《司马法》,或对其有些观点进行了介绍和阐发。孙子还注意从战争史中汲取营养。如他在《火攻篇》中引证了“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的战例,说明他对商灭夏、周灭商的历史经验极为重视。对于同时代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对军事问题的精辟论述,孙武也兼收并蓄。如《左传》成公十三年载有刘康公的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与之思想内容十分接近。《韩非子·难一》载有晋文公时代的大夫舅犯的观点:“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孙子兵法》中则有“兵以诈立”的观点,应是对前人这种认识的理论概括。春秋末期的楚臣(后到秦国)申包胥提出:“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国语·吴语》)将“智”摆在首位。《孙子兵法》提出将帅应具备五条标准“智、信、仁、勇、严”(《计篇》),也是以智为先。可见,孙武子曾经学习研读过这些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思想,并吸收了其中的一些精华,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卓越的理论创造,并在思想体系上进行了新的构筑。“先孙子者,孙子不遗。”因为全面总结了历史经验,《孙子兵法》对军事问题的认识才达到崭新的历史高度,形成包容古人今人思想精华的集大成之作。难能可贵的是,它又是具备完整形态的、整体流传下来的军事理论著作。
其次,《孙子兵法》是中华民族兵学的元典。它构建了传统军事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导引了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基本趋向。像先秦诸子百家的许多经典著作一样,它所开启的许多军事课题,成为后人军事思维的思想矿床,可以持续深入开采。《孙子兵法》十三篇虽然只有五千言,但是它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囊括了战争指导原则、军队建设原理和军事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长期发展的基础。从中国历代军事著作的撰写刊印情况看,从历代兵学家的思想状况和发展轨迹来看,总体上可以说是“祖述孙子”,没有脱离孙子所建构的兵学理论思想框架,他们或者根据时代的发展和战争手段的进步来补充,使之更加完善;或者结合实际运用,进行阐发,使之更加具体;或者根据认识水平的提高,改铸一些旧的范畴,使之更加合理充实。
这种情况从吴起、孙膑、尉缭就开始了。战国初期,卫国人吴起在鲁国、魏国、楚国为将为相,著有《吴子》(也称《吴起兵法》)一书,从中不难看出它与《孙子兵法》的师承关系。例如《吴子·论将》中“治众如治寡”一语,就出自《孙子兵法·势篇》;《吴子·治兵》中“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语出《孙子兵法·军争篇》,是孙武“四治”战法中“治力”之法。《吴子·应变》中“敌若绝水,半渡而薄之”,源自于《孙子兵法·行军篇》中的“客绝水而来……令半济而击之”。《吴子·料敌》“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有不占而避之者六……”这段话很可能是对《孙子》关于“料敌知胜,计险厄远近”(《地形篇》)这句话的扩展。以上事例,说明吴起的军事思想有不少方面受孙武启发。
战国中期的孙膑,是孙武的后人。在《孙膑兵法》中引有较多的孙武的论述。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霍印章在论《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的师承关系的文章中,对此做了丰富的阐述:“以首篇《擒庞涓》为例,孙膑先后为田忌谋划四条妙计,每条都与孙子的理论惟妙惟肖:第一条‘南攻平陵’,向敌‘示之疑’‘示之不知事’,实即《孙子·计篇》所讲的‘强而避之’‘用而示之不用’;第二条平陵佯攻,故意牺牲齐城、高唐二大夫,实即孙子《计篇》所讲的‘能而示之不能’和《九地篇》所讲的‘顺详敌之意’;第三条‘遣轻车西驰梁郊,以怒其气,分卒而从之,示之寡’,实即孙子《计篇》所讲的‘怒而挠之’和《虚实篇》所讲的‘攻其所必救’;第四条桂陵设伏,一举歼敌,实即孙子《势篇》所讲的出奇制胜和《计篇》所讲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四条既反映了《孙膑兵法》的一些主要特点,也反映了《孙子兵法》的一些精华思想,充分体现了二者在意境上的息息相通,水乳交融。”(霍印章:《孙膑兵法浅说》,解放军出版社)霍印章又细致对比了《见威王》《威王问》《篡卒》《八阵》《势备》等篇中与《孙子兵法》相应之论断的承继关系。当然,孙膑绝不只是单纯地继承,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所推进与发展。如以他为军师并参与指挥的齐魏“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既体现了孙武军事思想,又富有创造性思维的典型战例。
尉缭是梁惠王时人,约与孙膑、孟子同时。《尉缭子》许多论点是继承并发展了孙武的思想。如《将理》引“兵法曰:‘十万之师出,日费千金’”,是直引《孙子·用间篇》之语。尉缭认为:“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兵教下》)“内外之权”就是敌我之情。又说:“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战威》)这些观点,与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论断完全一致。《尉缭子·制谈》说“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齐)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孙)武子也。”这是对齐桓公与管仲、吴起和孙武的称颂,也表明尉缭对他们的了解和继承。战国以后,这个军事思想发展的趋势和传统继承下来,比如到明朝著名兵书《投笔肤谈》的作者何守法,“仿孙子遗旨”,阐述了对战争问题的看法,使孙子构建的兵学体系更加完善。他在《〈投笔肤谈〉引》中表明研究兵学动因说:“余目击时艰,不欲自限于博士业,遂励志武事,间尝亦仿《孙子》遗旨,出一隙之管窥,谬成十三篇,题曰:《投笔肤谈》。”这部兵书成为明代军事理论的代表作。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对军事思维、军事著述、军事学术发展影响最大的一部名著。据专家统计,孙武子身后,在古代兵书中,直接为《孙子兵法》校勘、注释、阐发、考证、辑佚和进行研究的著作共有三一二部,历代研究《孙子兵法》的学者仅留下姓名的就有二三七家。所以,在宋朝朝廷颁定的《武经七书》中,把《孙子兵法》列为七书之首,认为“古今兵法尽于七书,而七书尽于《孙子》”。《武经七书》,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下诏校定《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等兵书,并雕版刊行,号称《七书》。自此《武经七书》定为官书,颁之武学,并列学官,置武经博士,武举考试以其命题,从而促进了武学、武举的发展,奠定了古代军事学的基础,确立了兵书在封建社会的正统地位。《武经七书》之中有朱服校定本《孙子》。此书校勘精审,又是官方郑重颁行,因而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从而形成了孙武子书最大的《武经》传本系统。
《孙子兵法》对后世军事思想的影响,以《十一家注孙子》为最甚。该书是《孙子兵法》以辑注形式传世的重要刊本之一。所辑注家为三国曹操,梁孟氏,唐李筌、贾林、杜佑、杜牧、陈皞,宋梅尧臣、王皙、何氏与张预。此书宋、明、清代传本颇多,并有日本宽文年间刊本和朝鲜枫山官库活字本,以清孙星衍校本刊印和翻刻最广。由于该书刻工精善、内容丰富,故为近世研究《孙子》者所重视。
第三,《孙子兵法》是历代军事人才的兵学教本。源远流长的孙子兵学发展史与历代兵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或者是孙子兵学的热心传人,或者是孙子思想的执着实践者,或者是孙子兵学乳汁哺育下成长的叱咤风云的将帅。笔者在写作《孙子兵学大辞典·兵家承继》卷时,曾经个案分析了孙子以降百余位军事家。他们起于战国,终于民国,时间长久,代代相承。这些军事家尽管生活于不同时代,所指导的战争也类型有别,个人的成长成才成功历史也千差万别,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孙子兵学有学习,有运用,有继承,有取舍,有发展。可以说,孙子兵学是中国历代军事人才的兵学教本。即使那些马上征战案头无书的兵家,也不能说他们的战绩与孙子兵学毫无关系。翻开史册,有些军事家的传记里面,确实没有只言片语与《孙子兵法》有联系,至少字面上是这样。但是,只要我们认真研究他们的生平,分析他们的战争经历,就会发现:他们的行为许多“暗合”孙子思想。这种“暗合”可以说明三点:一是《孙子兵法》一书阐述的一些战争指导原则,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战而屈人之兵”“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等,都是规律性的反映,是不受时间和地域局限的客观真理:二是反映军事行动客观真理的兵书,它的流传不仅仅体现在书本上,它已经化作思想血脉,“遗传”于后代思想的深层意识之中,变成支配他们行动的内在理念;三是后代兵家军事实践与《孙子兵法》思想传统的“暗合”,并不是军事历史现象的简单重合,而是共同对军事斗争规律把握的精神契合,不是为孙子思想找到了又一个例证,而是使孙子思想适应新需求而得到活力的新鲜血液。如我们看《汉书·霍去病传》,汉武帝“欲教之吴(起)、孙(武)兵法”,霍去病却说:“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表面上看,霍去病不愿读《孙子兵法》。然观其作为大军统帅,六次北击匈奴,其“方略”不少地方“暗合”孙子谋略。以此论之,霍去病只是反对照搬“古兵法”,不当书奴而已。现在,高级军校里都开设了《孙子兵法》课程,孙子兵学已是军事人才成长的必修课。
毛泽东还说到《孙子兵法》在世界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要理解这点,重要是先弄清《孙子兵法》的东传西渐。《孙子兵法》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在东方,大致开始于公元8世纪,最先传至日本;在西方,大约开始于17世纪之后,陆续传至欧洲、美洲。
《孙子兵法》的“东传”,首开是日本。唐朝中期,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把《孙子兵法》《吴子》等书带回日本,曾在任太宰少贰期间,向工役人员讲授过《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和诸葛亮“八阵”等兵书。从11世纪起,日本不断涌现以通晓《孙子兵法》而知名的学者与军人,使《孙子兵法》成为日本军事思想的主体结构。日本战国时代(公元15世纪至16世纪70年代)的著名武将武田信玄非常崇拜孙子,他把《孙子兵法》中“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四句话写在军旗上,竖于军门,作为座右铭。其所著《甲阳军鉴》非常强调周密和慎重,明显地受到了孙子“十三篇”中“慎战”思想的影响。
16世纪,日本名将辈出,如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和武田信玄等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精通军事经典,运用《孙子兵法》得心应手。在日本的德川时代,明赵本学的《孙子》注释书流行最广。日本人把孙子和孔子并列推崇,评论说:“孔夫子者,儒圣也;孙夫子者,兵圣也。……后世儒者不能外于孔夫子而他求,兵家不得背于孙夫子而别进矣。是以文武并立,而天地之道始全焉。可谓二圣人功,极大极盛矣!”日本陆军军官学校教官尾川敬二说:“孙子是东方兵学的鼻祖,武经之冠;东方各种兵法皆出自孙子,实是不错……”
在朝鲜和越南,也都流传孙武子书。据《朝鲜通史》记载,15世纪李朝的义宗至世祖时期,曾出版过《武经七书》的注释本,其中首部即《孙子兵法》。在1777年,朝鲜又发行过《新刊增注孙武子直解》。到1863年,又有赵义纯的《孙子髓》出版。在越南,1961年刊行过施达志的《孙子》译本。此外,据严灵峰的《周秦汉魏诸子知见书目》,1722年有一种满文的《孙子兵法》出版;1973年,又有一部希伯来文的《孙子》在以色列问世。
《孙子兵法》的“西渐”,法国开其先河。1772年,法国神父约瑟夫·爱密欧选择了几部中国军事名著,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题名“中国军事艺术”,其中有《孙子十三篇》和《司马法五篇》。由于此书印刷精美,供不应求,1782年又出第二版。拿破仑失败后被放逐在圣赫勒拿岛上,据说他有一天读到《孙子兵法》就是这种译本,当时立即拍案叫绝,进而叹息说:“倘若我早日见到这部兵法,我是不会失败的。”英国是1905年一位叫卡斯鲁的皇家野战炮兵上尉翻译了英文《孙子》,先是在日本东京问世;1908年又出版于伦敦,题为“孙子兵法”。英国著名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其所著《战略论》的扉页上,引录孙子语录多达十五条。他甚至这样评价孙子“全胜”的思想:“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英国蒙哥马利元帅1961年会见中国毛泽东主席时,曾提出要把中国的《孙子兵法》作为世界军事学院的教材。1910年,由布鲁诺·纳瓦拉翻译的德文《孙子兵法——中国之武经》出版于柏林。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威廉二世被废黜后,在侨居中看到了《孙子兵法》,当他读到了《孙子·火攻篇》最后一段:“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不禁抚书喟然,说:“早二十年读《孙子兵法》就绝不至于遭受亡国之痛苦了!”《孙子》的俄文本最早出版于1860年,是由斯列兹涅夫斯基翻译的;1888年俄军总参谋部开始撰文介绍《孙子兵法》。1955年,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又出版了西道连科的《孙子兵法》俄译本,其译本在苏联和东欧颇有影响。《孙子兵法》的荷兰文译本,于1986年首次由荷兰科学出版社出版。美国普遍开展对《孙子兵法》的研究虽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但研究相当普遍和深入。全美著名大学中,凡教授战略学、军事学课程的无不把《孙子兵法》作为必修课。美军的最高学府——国防大学将其列为将军们主修战略学的第一课,位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之前。美军西点陆军学院、国防指挥参谋学院等著名军事院校均将《孙子兵法》列为必修课。这对美国军事思想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美军《作战纲要》开宗明义地引用孙子“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句名言作为其作战的指导思想。美国兰德公司政治学研究部主任乔纳森·波拉克1989年参加首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讨论会,他在《孙子与美国军事思想》中说:“孙子是军事史上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不但在中国,而且对中国之外的许多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关于孙子兵学在军事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参考了杨善群著《孙子评传》和谢祥浩李政教主编《兵圣孙武》有关章节)
总而言之,孙子是中国军人、军事、兵学的代表,他的威名已经排在世界最有影响的军事家、战略家、兵学家汉尼拔、恺撤、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克劳塞维茨、苏沃洛夫之前,这是他的荣耀,更是他的历史地位。
笔记《孙子集注序》
——《孙子》解读史之一(1913年冬)
毛泽东《孙子》解读史的起点是何时?换句话说,毛泽东何时开始涉及(不是阅读,不是研究,更不是运用)《孙子兵法》?这不能不说是研究毛泽东品读《孙子兵法》的首要课题。
现在,据可靠文献记载,毛泽东接触《孙子兵法》的最早时间,可定为1913年12月。那时,毛泽东二十岁,在湖南第四师范(后合并到湖南第一师范)读书,他在国文和历史课上的笔记《讲堂录》记录了这些。《讲堂录》表明,1913年12月6日,国文老师袁仲谦讲到清代中期学者魏源《古微堂外集》中的《孙子集注序》。
魏源的《古微堂外集·孙子集注序》
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毛泽东首次“听到”《孙子兵法》的证据,而且记载出自毛泽东本人之手。现在《讲堂录》仍然存在于韶山毛泽东纪念馆。
毛泽东的课堂听讲笔记较长:
《孙子集注序》
黄震宋建州蒲城人(今福建建州府蒲城县),字伯起,官广东转运使。
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
《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孙武《谋功(攻)篇》
苏洵论曰,按言以责行,孙武不能辞三失:久暴师而越衅乘,纵鞭墓而荆怒激,失秦交而包胥救。言兵则吴劣于孙,用兵则孙劣于吴,矧祖其馀论故智者乎?
吴,泽国文身封豕之蛮耳。
孙武越羁旅臣耳,越不能尽行其说,故功成不受官。
学矛夫子,获甲三百。冉求事。《左传》哀十一年清之役。
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孝子。弹以击人,然为效小,故进于弓。弓能及远矣,然人力有限,为效仍不大,故进于弩。弩者,以匣盛机矢置其中,机动矢发力大及远,而中古者作战之良器也。弹生于古之孝子有二说:上世不葬其亲,狐狸食之,孝子不忍,乃作弹以击杀之,此一说也;父母年迈,养老之事必尽,孝子乃作弹,射雀以奉其亲,此又一说也。
杀人以生人。
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微观于五行相生相克之原,天地间无往而非兵也,无兵而非道也,无道而非情也。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天之道也。使世无害则恩不生,世而无弱昧与乱亡,又奚用兼之取之哉,故曰恩即生于害也。世有诸强以灭人之国为事,灭国则害矣,然强者灭人之国为己国,而殖其民,已之民则恩矣,故害生于恩也。
宜僚丸宜僚,楚之勇士也,善丸。
越女剑范蠡谓越王曰:越有处女,出于南林之中。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曾任内阁中书、江苏高邮知州。治“公羊今文”之学,尤精舆地史学,提倡经世致用。鸦片战争后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清代中后期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是近代变革思想家的先驱。著有《古微堂集》《古微堂外集》《圣武记》《海国图志》《元史新编》《老子本义》等书。思想进步,与龚自珍并称“龚魏”。
《孙子集注序》一文约撰成于清道光五年(1825年),旋收入魏源自己所编之《皇朝经世文编》卷七十六,有道光七年(1827年)、光绪十二年(1886年)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刊本;又见于《古微堂外集》卷三,有光绪四年(1878年)淮南书局刊本。现今见于中华书局1975年铅印之《魏源集》上册。魏源《孙子集注》一书,《续补汇刻书目》有著录,已佚。
湖南四师国文教员袁仲谦选讲的《孙子集注序》即出自《古微堂外集》,国学扶轮社刊本。老师的讲解,有引证,有发挥,内容除了魏源的《孙子集注序》外,还关涉到北宋苏洵的《嘉祐集·权书·孙武》,关涉到南宋黄震的《黄氏日钞·读诸子·孙子》,关涉到儒家《易经》《论语》《礼记》《左传》和道家的《老子》等书。
毛泽东的课堂笔记也有错记误记的地方,如《孙子兵法》中的《谋攻篇》,误记成《谋功篇》,把篇名中的一个字记错了;孙武本是“吴羁旅臣”,错记成“越羁旅臣”,把诸侯国记错了。“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这段话,毛泽东标明出自“孙武《谋功(攻)篇》”。事实上,前两句出自《孙子·谋攻篇》,后几句出自《孙子·形篇》,原文为:“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
如果我们把魏源的《孙子集注序》移录下来,对比一下,就能明了毛泽东的记录中哪是魏源的原文本意,哪是讲课老师的引证发挥。
《孙子集注序》:
《易》其言兵之书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所以动而有悔也,吾于斯见兵之情。《老子》其言兵之书乎?“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吾于斯见兵之形。孙武其言道之书乎?“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吾于斯见兵之精。故夫经之《易》也,子之《老》也,兵家之《孙》也,其道皆冒万有,其心皆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者也。
而苏洵曰:“按言以责行,孙武不能辞三失:久暴师而越衅乘,纵鞭墓而荆怒激,失秦交而包救至;言兵则吴劣于孙,用兵则孙劣于吴,矧祖其余论故智者乎!”呜呼!吴,泽国文身封豕之蛮耳。一朝灭郢,气溢于顶,主骜臣骄,据宫而寝,子胥之智不能争,季札之亲且贤不能禁,一羁旅臣能已之乎?故《越绝书》称“巫门外有吴王客孙武冢”,是则客卿将兵,功成不受官,以不尽行其说故也。
或又谓将才非人力,运用存一心。括读父书,徒取秦禽:是又不然。兵列“五礼”,学礼宜及,“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好谋而成”,“我战则克”;“学矛夫子,获甲三百”。特兵危事而括易言之,正与兵书相背故也。
“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古之孝子”。杀人以生人,匪谋曷成?谋定而后战,斯常夫可制变。上谋之天,下谋之地,中谋之人;人谋敌谋,乃通于神,非神之力也,心之变化所极也。变化者,仁术也。上古圣人,以其至仁之心,捖水火而胜之,捖龙蛇虎豹犀象而胜之。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微观于五行相生相克之原,天地间无往而非兵也,无兵而非道也,无道而非情也。精之又精,习与性成,造父得之以御名,羿得之以射名,稷得之以稼名,宜僚以丸,秋以弈,越女以剑。虽得诸心,口不能云;口即能云,不能宣其所以云。若夫由其云以通其所以云,微乎微乎,深乎深乎!夫非知《易》与《老》之旨者,孰与言乎?
对比之下,毛泽东《讲堂录》中相关记载,“《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以降,直至“越女剑”等十一条记载,都是出自魏源的《孙子集注序》。
魏源将《孙子》与《周易》《老子》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评语意谓《易经》所言进退、存亡、得丧的思想,《老子》所言以柔克刚的思想,《孙子》所言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都是宇宙万物的普遍性规律。认为《周易》与《老子》虽非言兵专著,却能于其中见“兵之情”与“兵之形”;《孙子》不是论道之作,却标榜“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得“兵之精”。三书有相通之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天地间无往而非兵也,无兵而非道也,无道而非情也”。他声称,以《孙子》所言兵家理论之深之微,不通晓《周易》与《老子》的思想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它。针对宋代苏洵责难孙武在吴军征楚的“柏举之战”中言行不符之论,进行了辩解,认为当时的吴国还是“泽国文身封豕之蛮”,一朝破郢,主骄臣傲,伍子胥之智不能争,季札之亲且贤不能禁,孙武以一客卿的身份更当无能为力,故不能因此而求全责备于孙武。
毛泽东依据国文老师讲解的笔录,有对《孙子集注序》基本思想观点的提炼,有对《孙子》原文的过录,有对老师发挥阐述的摘要,也有对典故名词的注语。
仅从孙武子和《孙子兵法》的角度来说,有孙武子的史传史事,有《孙子兵法》的核心内容,也有后世学者对孙子兵学特征、历史所做的褒贬评论。
黄震的《黄氏日钞·读诸子·孙子》
《讲堂录》的记载表明:国文老师在重点讲解《孙子集注序》时,首先讲解了黄震的《黄氏日钞·读诸子·孙子》这篇文章。这方面的记载有两条。且看《黄氏日钞》上的原文:
孙子言兵,首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而切切欲导民使之“与上同意”,欲“不战而屈人之兵”,欲“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欲“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至论将,则谓“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于主”。盖始终未尝言杀,而以久于兵为戒。所异于先王之训者,惟“诡道”一语,然特自指其用兵变化而言,非俗情所事奸诈之比。且古人诡即言诡,皆其真情,非后世实诈而反谬言诚者比也。若《孙子》之书,岂特兵家之祖,亦庶几乎立言之君子矣!诸子自荀、扬外,其余浮辞横议者莫与比。
黄震(1213年—1280年),南宋末年思想家。字东发,庆元慈溪(今浙江慈溪东南)人,人称于越先生。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进士,预修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后为浙江提举常平,多有惠政。为人清介自守,宋亡不仕,隐居而死。学术上力排佛老,批评陆九渊、朱熹皆杂禅,又反对功利,讥诋王安石变法。著有《黄氏日钞》《戊辰修史传》《古今纪要》《东发日钞》等。
他的《读孙子》札记,意谓孙子谈兵的宗旨是客观阐述指导战争的规律和原则,并非以好战和嗜杀为目的。他认为兵家与儒家学说的唯一区别是讲求“诡道”,而“诡道”的实质是指用兵的艺术和手段,并非社会生活中的“奸诈”行为;而且是实事求是地论述“诡道”,不是虚伪地把诡诈谲变谬言为忠诚。孙子既是兵家的鼻祖,也是君子立言的典范。诸子之书除荀子、扬雄之外,其余一切都不能和孙子相比。
毛泽东听老师讲课,大概对黄震总的评价孙武子的观点感兴趣,所以不仅记下了黄震的小传,而且也记下了孙武子是“谈兵之祖”和“立言君子”的话。
苏洵的《嘉祐集·权书·孙武》
魏源的《孙子集注序》、袁仲谦老师的讲课、毛泽东的笔录,都涉及北宋大学者苏洵对孙武子的否定性评价,即武有“三失”。苏洵到底是如何评价孙武的,先看一下原文:
孙武十三篇,兵家举以为师。然以吾评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书论奇权密机,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书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为人,必谓有应敌无穷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与书所言远甚。
吴王阖庐之入郢也,武为将军,及秦、楚交败其兵,越王入践其国,外祸内患一旦迭发,吴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无一谋以弭斯乱。若按武之书,以责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敌家则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听包胥之言,出兵救楚,无忌吴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战》曰:“久暴师以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还,可谓久暴矣,越人能无乘间入国乎?其失二也;又曰:‘杀敌者,怒也。”今武纵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复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敌,此司马戌、子西、子期所以必死雠吴也;勾践不颓旧冢而吴服,田单谲燕掘墓而齐奋,知谋与武远矣,武不达此,其失三也。([宋]苏洵:《嘉祐集·权书·孙武》)
苏洵(1009年—1066年),北宋文学家,字明允,号老泉,四川眉山人。嘉祜(1056年—1063年)时,欧阳修荐其书二十二篇,名动当时。后任秘书校书郎。有文集二十卷。《宋史》卷四四三有传。
苏洵肯定孙武是杰出的军事理论家,他所写的《孙子兵法》一书,论述兵谋战策,妙不可言,世所罕匹。因而后世的兵学家都尊孙武为老师。但是,若用实践来检验,孙武却不能每战必胜;甚至在指挥作战时,还不能完全贯彻自己的理论,因而遭到失败。拿战国时的吴起与春秋时的孙武相比较,虽然前者在理论上不及后者,所著《吴子》一书,文字粗疏,缺乏纲纪;但他在实际指挥作战时,却能常常取胜,建立奇功。
苏洵《孙武》一文,虽然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认为好的统帅应该是既精通军事理论,又善于临战指挥的人。但他不讲历史背景条件的变异,不讲客观形势的变化,片面要求孙武个人能“挽狂澜于既倒”,亦有苛求古人之处。魏源就曾为孙武辩护,如前所引:
呜呼!吴,泽国文身封豕之蛮耳。一朝灭郢,气溢于顶,主骜臣骄,据宫而寝,子胥之智不能争,季札之亲且贤不能禁,一羁旅臣能已之乎?故《越绝书》称“巫门外有吴王客孙武冢”,是则客卿将兵,功成不受官,以不尽行其说故也。
吴国进攻楚国的“柏举大战”,吴国一举攻破楚国郢都,胜利冲昏了君臣头脑,吴国“主骜臣骄”,胜而转败,主政重臣伍子胥、公子季札都不能争辩禁止,何况“羁旅臣”孙武以“客卿”的身份“将兵”,他的军事理论原则贯彻不彻底(“不尽行其说”)是有原因的。
魏源指出了吴国反胜为败的政治原因和领导原因,应该说有一定道理。青年学生毛泽东注意到此点,连写三条笔记。
魏源的《孙子集注序》还涉及儒家兵学知识。如“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好谋而成”出自《论语》,“我战则克”出自《礼记》,“学矛夫子,获甲三百”出自《左传》。毛泽东虽然没有把它们全记下来,但对《左传》中这一条,记明是指孔子弟子“冉求事”,战事即“《左传》哀(公)十一年清之役”。
《讲堂录》证明:毛泽东品读《孙子兵法》最早的活动,发生在湖南四师的课堂上。他的起点应该说是不低的:听到了《孙子兵法》的《谋攻篇》《势篇》中的名言,听到了孙武子的传记材料和参与“柏举之战”的功过是非,听到了苏洵、黄震、魏源等大学者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孙子的评价褒贬,听到了《易经》《老子》《论语》《左传》《史记》中的军事思想和战史战例,听到了吴王、伍子胥、伯嚭、吴起、赵括等人的军事活动……
《讲堂录》也证明:毛泽东最初品读《孙子兵法》,仅仅是听讲记录而已。他似乎对古代兵法开始感兴趣,他的笔记记得不短,有些地方记得很细,老师的发挥阐释,他用小字细心标出;他似乎对古代军事知识还很生疏,在边听边记的匆忙中,以至有些常识内容被记错;那时,他并没有读《孙子》原文,更没有深入探究。
早年接触《孙子》线索考察
——《孙子》解读史之二(1915—1919)
青年毛泽东开始接触、阅读、学习《孙子兵法》的文献资料,除了人们已经知道的毛泽东1913年年底在课堂笔记《讲堂录》中所记录的国文老师袁仲谦讲解魏源的《孙子集注序》的情况外,几乎再也没有发现什么新的相关文献。笔者在阅读毛泽东早期著作和传记材料时,觉得有几条重要线索可供考察。
《盛世危言》与“知彼知己”
《盛世危言》是毛泽东青少年时期喜欢阅读的一本书。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我十三岁时,终于离开了小学,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我读了一本叫作《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
1915年2月24日(农历正月十日),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在家过春节,这天他给表兄文咏昌写了张还书便条,其中写道:
“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查《毛泽东年谱》,他停学在家务农始于1907年;到1915年,前后有八年时间。细读他给表兄文咏昌的信,书失匣,报损页,致歉意,希原谅,说明书和报放在毛泽东处时间不短;毛泽东曾经反复阅读,乃至书报失匣损页。
《盛世危言》虽然不是兵书,但作者在序言中引证了《孙子》名言:
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
郑观应所引《孙子》名言,出自《孙子》的《谋攻篇》:
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古人前人行文引证,有意引不拘泥词句的习惯。郑观应引证《孙子》,明确标出“孙子曰”,却在文字上大有出入,大概也是意引所致。毛泽东那样“喜欢”读《盛世危言》,书放在身边八年之久,且是青春少年求知若渴的年代,有意无意都会注意到《孙子》的名句。
值得提出的是,他是1907年开始读《盛世危言》的,比《讲堂录》中对《孙子集注序》的记录,还早六年。
二十二部子书与《孙子兵法》
1916年2月29日,毛泽东致信同学萧子升,谈“中国应读之书”。其信前半部分已亡佚,后半部分是:
“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惟此种根本问题,不可以不研究。故书之以质左右,冀教其所未明,而削其所不当,则幸甚也。”
毛泽东选出应读书七十七种,可注意的是“子之类二十二种”。以笔者之见,这二十二种子书中,是应该包括《孙子兵法》的。可惜的是,信的前半部分遗失了。从行文看,毛泽东在上引的信文前面,似开列了经、史、子、集七十七种书目,但现存手稿部分缺失,就不能下断语了。
尽管如此,我们的判断仍然可以找到依据。
我国古代子书创作第一个高峰期在春秋战国时期,《孙子兵法》正产生于这个时期。汉代学者即在《汉书·艺文志》中设了《诸子略》的类目,著录当时诸子类著作。为了更好地提高研读实效,古代学者尝试在卷帙浩繁的子书中选编精华。在近古,浙江书局于清代光绪初年至光绪三年分册辑刊而成的诸子丛书《二十二子》较有特色,也最为引人注意。《二十二子》所收子书具有较高的代表性。以中国古代哲学为主,兼及中国历史、文学、政治学、社会学、天文学、军事学、医学等。研读子书,应该从先秦子书入手,方能理清诸多学派的各自源头。《二十二子》所收先秦子书,如《老子》《庄子》《管子》《韩非子》和《孙子》等,均为先秦诸子百家的代表作,这些著作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内容与主要范畴。通过《二十二子》,可以大致了解我国子书的主要线索及其发展脉络,有助于人们从较广的学术视野观察中国古代文化。《二十二子》尽量做到精中选精,又尽量保持了较宽的学术覆盖面,博而不杂,分量适中,便于学人研读与收藏。
毛泽东与萧子升商讨“中国应读之书”,其中“子之类二十二种”与《二十二子》仅仅是偶然巧合呢,还是毛泽东把《二十二子》作为了选书参考呢,看毛泽东从儒家《十三经》中确定“经之类十三种”的思路脉络,毛泽东极有可能受《二十二子》的启发,确定了“子之类二十二种”。《二十二子》风行于清末民初,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很有可能在学校图书馆接触到这套丛书,作为自己选书的蓝本。
《二十二子》是把《孙子》作为古代兵学的唯一代表囊括其中的。
《孙子兵法》在“兵家类”子书当中处于执牛耳的地位,这是世人皆知的常识。就是把《孙子兵法》放在多种子书中,它也是上乘之作,断不在前十种之外。毛泽东选出七十七种书,认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此时毛泽东正是“有志于学问”的人,如果“二十二种”子书中少了《孙子兵法》,岂不少了一部“必读而不可缺”的书。毛泽东选书是严格谨慎的。他把七十七种书目告诉萧子升,希望他“教其所未明,削其所不当”。在“子之类”不选《孙子兵法》,岂不是“不明不当”。
地有所必取,城有所必攻
大约,毛泽东最早引证《孙子兵法》中的词句,起始于1916年6月26日。这天,他在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写道:
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益紊矣……袁氏不幸早死矣,使战事延长,则四川与湘省独立之功,不在云贵首义之下,岂特地有所必取,城有所必攻,南北成败之枢纽在是焉耳。
看到“地有所必取,城有所必攻”这两句,了解《孙子兵法》的人都会想到这是暗引《九变篇》的话。只不过毛泽东在引用时略有文字变通而已

毛泽东品《孙子兵法》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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